哈里斯犀利地指出这些论述中存在的错误,他的儿子在3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这当然不是为了帮助他“了解自己的大脑”,而是为了让他获得在学校和更广阔的世界中活动所亟需的帮助。而自闭症和焦虑根本不是同一类问题,前者被心理学家称为神经发育状况,后者则是人类普遍经历的一部分,有时会加深为精神疾病。尽管很多自闭症患者也会经历焦虑,但这两者并不能等同起来。更根本的错误在于对于“神经多样性”这一概念的使用,“神经多样性”是对人类广泛性的描述,而“神经差异性”描述的才是包括自闭症在内的各种与主流人群存在差异的神经发育状况。
根据2010年颁布的《平等法案》,对于工作的自闭症人士而言,这一诊断很可能被视为一种受保护的特征,带来“合理的调整”以及免受歧视和骚扰的保护。然而最近由前保守党大臣巴克兰(Robert Buckland)领导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英国)每10名自闭症成年人中只有3人有工作,而所有残疾人中每10人中有5人有工作,非残疾人中每10人中有8人有工作。特殊教育的危机日益严重,成千上万的自闭症孩子得不到任何支持,越来越多的孩子只能呆在家里。
在此基础上,哈里斯指出,巴德诺奇的竞选宣传中所谓的“经济上的优势和保护”“在学校中更好的待遇”都是不合时宜的阴暗论调。巴德诺奇声称,由于自闭症、多动症、阅读障碍等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上升导致了“官僚阶级”的不断扩大,但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英格兰议会的雇员人数减少了31.5%。英格兰儿童事务专员刚刚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几乎有1/6的自闭症儿童等待诊断的时间超过四年。也就是说,巴德诺奇关于权力扩大化的国家在提供纵容和溺爱的观点只是一个残酷的幻想。
哈里斯认为,巴德诺奇的错误源于她的政治议程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只是浅薄的反对主义。她认为“自闭症对于相对少数的人而言是真实存在的,但对于大量和我们所有人处在同一谱系中的人而言是一种被滥用的诊断”。这也和日益流行的一种观点相契合,即那些为孩子争取到了基本满足其所需的福利的家长得到了“金奖券”,能够打开一个虚幻的富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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