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保守党文章中的自闭症观点引发不满（三）

哈里斯的评论文章发布后不久，《卫报》还刊登了三封读者来信作为对该文的回应和补充。

第一封信的作者比斯顿（Erin Beeston）博士是两个没有得到正式诊断的自闭症男孩的家长，她的大儿子已经在候诊名单上等了两年，小儿子的转诊则还远在天边。她对于巴德诺奇感到非常愤怒：“看到所爱之人在缺乏保证他们安全和健康的必要支持的情况下挣扎已经够让人难受了，然而他们竟然还要被拖进保守党针对‘觉醒’社会的论战之中。”比斯顿博士也是一个研究自闭症患者健康不平等状况的研究小组成员，研究显示，有充分证据证明每一个导致不良后果的因素在自闭症群体中都更为普遍，这种状况应该被改变，也可以被改变，需要的是融入了更多自闭症相关知识和信息的医疗和社会护理方法。

第二封信的作者是两个已经得到确诊的自闭症男孩的家长，其8岁的大儿子在一班课堂里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除了一个能让他比同龄人活动范围更大的椅垫之外，他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资助或便利条件。他无疑会在学业上取得成就，但在进入职场后，他需要未来的雇主能够理解，他的聪明才智伴随着直率和紧张感，这些特点会影响他在职业阶梯上攀升，对此的理解只会消除劣势，而不会提供优势，也与他的“韧性无关”。这个家庭五岁的小儿子没有语言，需要比哥哥多得多的支持。他刚刚进入一所特殊学校，没有得到交通服务。“怎么会有人认为一个不会说话、需要终身照顾的人可以获得任何形式的‘经济优势和保护’？”这位没有公开姓名的家长对政客们故意表现出的无知感到震惊和痛心，认为他们是在将缺乏投资和资金的责任转嫁给与众不同的弱势群体。

第三封信来自62岁的阿斯伯格症患者布鲁斯（Stuart Bruce），他在58岁时自费得到了自闭症诊断，因为要在保守党治下的NHS获得公费诊断需要等待5年，这一诊断对他而言是一个个人的启示。他成年后一直有工作，成家立业，事业有成。但多年来，他一直在焦虑、抑郁中挣扎，有时还非常害怕自己精神错乱，这让他的部分生活几乎无法忍受。诊断结果让他了解到了自己与主流社会的“差异”，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差异，从而开始接受这些感受。布鲁斯认为，如果他能更早地了解自己的这些情况，对他和他周围的人来说都会大有裨益。任何认为自闭症诊断是一种搭便车行为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