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研究自闭症。那时,关于自闭症的心理学理论——认为孩子患自闭症是由母亲的情感淡漠导致的——已经被完全推翻了。Michael Rutter和其他一些人开始研究双胞胎的自闭症案例。结果显示,自闭症的特征是有高度遗传性的,导致自闭症的关键因素是遗传而不是后天养育。
现在,研究者知道,如果一个人的同卵双胞胎兄弟或姐妹得了自闭症,那么她/他患自闭症的概率会比普通人高70倍。虽然专家们已经发现了一些与自闭症相关的特定基因,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一项研究能证明,某一个或某一组基因能准确地预测一个人是否会得自闭症。自闭症的遗传学机制非常复杂。我所感兴趣的是,导致自闭症的基因是怎样延续的。毕竟,自闭症限制了一个人洞察别人情感和建立关系的能力,这会反过来减少患者生育并传递基因的机会。
一种可能是,自闭症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的原因在于,它们是与另一种基因一起遗传的:这些基因常见于自闭症患者和那些被称为“极客”的技术型人才中,赋予了他们特定的认知能力。从本质上来说,一些极客很可能自闭症基因的携带者:虽然他们自己并没表现出严重的自闭症症状,但当男女“极客”结婚生子后,他们的后代可能会获得双倍的自闭症基因和相关特征。自闭症基因很可能就是这样,通过“极客”间的选择性交配来传播和延续的。
因为“极客”的称呼不太科学,而且对有些人来说带有贬义,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严谨的称谓,来定义自闭症患者和一些技术人才共有的认知能力。2000年初,我和Sally Wheelwright调查了近100个至少有一个自闭症患儿的家庭。我们问这些家庭:这些孩子有什么嗜好?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比如能记住某一类事物的所有成员的名字(例如蘑恐、恐龙、汽车),爱背列车时刻表,把屋子里所有的开关都开开或关上,或是把水倒进水池、然后跑出屋去看水从排水管里流出来。
从表面上看,这些千奇百怪的行为没什么共同点,但其实它们都是系统化的实例。我把系统化定义为分析或构建一个系统的冲动——系统可以是自然系统(如天气)、机械系统(如电脑、汽车或管道系统)、或抽象系统(如数学)。系统化不仅局限于工程、数学和科技。一些系统是有高度社会性的,比如商业活动和艺术(如钢琴、古典舞等)。所有系统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当你试图对某个系统进行系统化的时候,你其实是想要找出它的规律,预测它的工作原理。这是系统化的基本要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自闭症患者热衷于重复,而且对不可预期的变化十分抗拒。
我和Sally Wheelwright再度合作,研究系统化和自闭症之间的联系。我们发现,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自闭症的一种,但患者没有语言和智力障碍)的孩子在一项对力学理解力的测验中,表现要优于年长的发育正常的孩子。此外,患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儿童和成年人在一项系统化测试中,自我报告的平均得分要高于普通人。我们还发现,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在细节关注度的测试中,得分要高于普通人。关注细节是具备良好系统化能力的先决条件,因为当你试图理解一个系统的时候,是否能辨别系统中的细微差别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试想一下,在数学计算中如果弄错一位数,结果肯定会失之千里)。当我们让家长做这个细节关注度测验的时候,自闭症患儿的父母比普通孩子的父母做得更快、更准确。
可能携带自闭症致病基因的技术人才不仅包括工程师。1998年,我和Sally Wheelwright的研究发现,剑桥大学被诊断为自闭症的数学系学生人数是人文学科的9倍,其中也包括阿斯伯格综合症,这种病已被归类在最新版的精神病指南(DSM-5)的“自闭症谱系障碍”中。人文学科的学生患自闭症的比例只有0.2%,这与当时报道的普通人自闭症发病率没有太大差别,但在数学系学生中,这个比例高达1.8%。我们发现,数学系学生的兄弟姐妹中患自闭症的人数是人文学科学生兄弟姐妹的5倍。
在另一个检验自闭症和数学的关系的测试中,我和Sally Wheelwright开发了一套标准,用以衡量普通人群中与自闭症相关的特质,我们把它叫做“自闭倾向指数”。这套标准包括50个指标,每个指标反映一种自闭症特质。在测验中没有人会得0分。如果以50分为满分的话,普通成年男性的平均得分是17分,普通成年女性的平均得分是15分,自闭症患者的得分通常在32分以上。我们让英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奖者做这个测试,他们的平均得分是21分。抛开医学诊断不说,这些结果显示,数学天赋跟很多自闭症相关的特质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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