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具散落在地上各个角落,水池里结出了黄褐的油垢。卧室的一头是3块床板,枕头、被子和墙壁上都泛着污渍。几百个瓶盖垒在卧室一角,那是老三最爱的玩具。
“嗯”“啊”“哇”的交替高喊,以及锅碗瓢盆被踹得噼里啪啦的声响,飘荡在这间几十平方米小屋。刘洪起坐在凳子上,望着三个儿子,不时起身给三胞胎擤鼻涕、擦屁股或是把正在打架的三人拉开。
他承认,自己“恨过孩子他妈”,而且是“发了狠地怨恨”。
三胞胎3岁大的时候,还是不会讲话,顶多蹦出一个字,走路也是晃晃悠悠的。夫妻俩抱着孩子四处求医,吃了“不知道多少”药,什么偏方都试过,却病情总也不见转好。
后来,有医生告诉他们,三个孩子可能患了孤独症。这句话完全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轨迹。妻子不得不辞职回家照看孩子,塘沽区小有名气的修理工“小刘师傅”也不再约人喝酒侃大山,也不再去洋货市场溜达了,每天只有加班加点地干活。
确诊那天,他平生最后一次买了啤酒,将3元钱的啤酒一饮而尽,“从今天起,我再不能乱花一分钱了。”
孩子长到五六岁时,症状依旧不见起色。妻子终于“受不了了”,决定把孩子送回河北的农村老家,那里有“专门照顾孩子的地方”,送走之后,夫妻俩好歹还能像过去那样,在天津安心打工挣钱。
刘洪起拗不过态度坚决的妻子。一次,他叫上妹妹刘洪萍一起去河北探望孩子,发现孩子正在吃塑料皮都没剥开的火腿肠。床上,枕头上有一滩血迹,原来孩子天天流鼻血。 “哪能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自生自灭啊。”刘洪萍说。
最终,夫妻俩离婚了。刘洪起接走了三胞胎。后来,他辗转得知,天津一个孤独症康复机构有专门针对这类儿童的康复训练课程。他没问学费,就辞掉工作带着三胞胎把家搬到了天津市河西区。
然而,他来得太迟了,医学界认为,孤独症儿童干预的黄金时间是2-6岁。可他的身边没人懂得这些医学常识,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比赛中,他从起跑线上就输了。
天津一家孤独症康复机构为这不幸的三胞胎减免了30%的学费,父子四人坚持了10个月。接受专业康复训练的三胞胎,本来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好转,可刘洪起没有钱再继续了,只有带着孩子默默离开。这时,有人建议他回到户口所在地申请低保,起码能给孩子一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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